德阳殿是北宫前殿，为何又称“东宫前殿”？这个问题可从张衡《东京赋》及薛综注中索解。《东京赋》述明帝营建北宫之事曰：
逮至显宗，六合殷昌；既新崇德，遂作德阳。启南端之特闱，立应门之将将；昭仁惠于崇贤，抗义声于金商。飞云龙于春路，屯神虎于秋方；建象魏之两观，旌六典之旧章。
这段文字大致勾画出北宫核心区域的建筑布局。其中崇德、德阳都是殿名。“既新崇德，遂作德阳”应理解为：崇德殿是原有的，德阳殿是新建的；明帝先对崇德殿加以翻新或改建，故曰“既新”，然后兴建德阳殿，故曰“遂作”。薛综注逐句释曰：
崇德在东，德阳在西，相去五十步。
端门，南方正门。应门，中门也。
崇贤，东门名也；金商，西门名也。谓东方为木，主仁，如春以生万物，昭天子仁惠之德，故立崇贤门于东也；西为金，主义，音为商，若秋气之杀万物，抗天子德义之声，故立金商门于西。
德阳殿东门称云龙门，德阳殿西门称神虎门。神虎，金兽也。秋方，西方也。飞，飞龙也……为木兽。春路，东方道也。”
象魏，阙也，一名观也。旌，表也。言所以立两观者，欲表明六典旧章之法。[15]
薛综，三国时人，仕于孙权，去汉未远，著有《二京解》，[16]对东汉宫城制度应相当了解。故上引注文可信度很高，唯“崇德在东，德阳在西”一句有误，须略加考辨。
《后汉书》卷六○下《蔡邕传下》：“时妖异数见，人相惊扰……诏召邕与光禄大夫杨赐、谏议大夫马日磾、议郎张华、太史令单飏诣金商门，引入崇德殿，使中常侍曹节、王甫就问灾异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。”同书卷五四《杨震传附杨赐传》载此事作：“赐及议郎蔡邕等入金商门崇德署。”[17]此证金商门是崇德殿前之门，负责崇德殿事务的崇德署在此门内。同书卷六《顺帝纪》“德阳殿西钟下”句李贤注引《汉官仪》曰：“崇贤门内德阳殿。”[18]《汉官仪》乃东汉应劭所作，可信度也很高。[19]因此，崇贤门可以确定是德阳殿前之门。上引薛综注明言崇贤门是东门，金商门是西门，且以“东方为木，主仁，如春”，“西为金，主义，音为商，若秋”等说辞进行论证，因而不会有误。既然如此，金商门内的崇德殿必然在西，崇贤门内的德阳殿必然在东。“崇德在东，德阳在西”应作“德阳在东，崇德在西”，可能是后人传抄致误。
纠正了这一讹误，《东京赋》和薛综注所提供的信息就大致清楚了。德阳殿和崇德殿东西并列，相距约70 米。[20]两殿前的崇贤门和金商门亦东西并列。两门之前有宽阔的庭院和三座门，南有端门，东有云龙门，西有神虎门。端门之外则是双阙高耸的北宫南阙门。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，端门即正门，应正对前殿，但北宫端门并不正对德阳殿。《后汉书》卷四○下《班彪传附班固传下》；“乃盛礼乐供帐，置乎云龙之庭”句李贤注引戴延之《记》曰：“端门东有崇贤门，次外有云龙门。”[21]戴延之是东晋末年人，著有《西征记》，李贤数引之。此注所引《记》，当亦《西征记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还著录有“戴延之《洛阳记》一卷”，[22]姚振宗推测其内容亦在《西征记》中。[23]根据这条材料，崇贤门和德阳殿不在端门正北，而在“端门东”，端门正对的可能是金商门和崇德殿。这一格局大概是明帝“大起北宫”时形成的。崇德殿是原有的，在明帝新建德阳殿前，它应是北宫前殿。金商门和端门也是原有的，故与崇德殿南北相对，在一条中轴线上。崇贤门和德阳殿是明帝在金商门和崇德殿以东新建的，故斜对端门。秦汉殿式建筑通常有内外两个庭院，[24]而德阳殿和崇德殿共同拥有一个由端门、云龙门、神虎门构成的外院，又各自拥有一个由崇贤门和金商门构成的内院。《明帝纪》所谓“东宫”即指德阳殿所在的东院，而崇德殿所在的西院应当就是“西宫”了。
图1北宫示意图
二、南宫的“东宫”和“西宫”
前引《后汉书》卷六九《何进传》提到南宫的“东、西宫”，细读上下文，便可大致判断其位置。为分析方便，先摘录有关文字于下：
进入长乐白太后，请尽诛诸常侍以下……张让等使人潜听，具闻其语，乃率常侍段珪、毕岚等数十人，持兵窃自侧闼入，伏省中。及进出，因诈以太后诏召进，入坐省闼……尚方监渠穆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……进部曲将吴匡、张璋素所亲幸，在外闻进被害，欲将兵入宫。宫閤闭，袁术与匡共斫攻之，中黄门持兵守閤。会日暮，术因烧南宫九龙门及东、西宫，欲以胁出让等。”[25]
此事发生于南宫嘉德殿。张衡《东京赋》：“九龙之内，寔曰嘉德。”[26]是嘉德殿前有九龙门。在上引文中，此门又称“省闼”，门内即是“省中”。宦官将何进骗入九龙门杀死，并关闭“宫閤”，持兵固守。袁术等攻之不克，遂火烧“九龙门及东、西宫”。由此看来，“东、西宫”就在九龙门一线。
和北宫的金商门、崇贤门相似，南宫的九龙门也在端门、白虎等门内。《北堂书钞》卷一○八“灵帝铸千斛”条引《东观汉记》之文，提到灵帝铸黄钟一事。[27]吴树平《东观汉记校注》将其点作：“灵帝铸黄钟二千斛，四悬于嘉德端门内，二在云台殿前也。”[28]此事又见于《后汉书》卷八《灵帝纪》和卷七八《宦者传》，前者作“铸……黄钟四”，后者作“铸四钟，皆受二千斛，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。”[29]《艺文类聚》卷八四《宝玉部下》“铜”字条引华峤《汉书》亦有此文，作“铸四钟，皆受二千斛，悬于堂及云台殿殿前”，[30]与《宦者传》略同，唯“于”后脱“玉”字。吴树平指出：“诸书所载皆云铸四钟，据《书钞》所引则铸六钟，恐有讹误。”[31]笔者以为应是《书钞》所引有误。[32]《东观汉记》原文“四”应上属，作“铸黄钟二千斛四”，其下应有“二在玉堂殿前”一句。可能是手民一时眼花，将上文或下文中“悬于嘉德端门内”一句误抄于此。虽系误抄，却保留了重要信息，因为这是现今所见涉及南宫端门的惟一记载。所谓“嘉德端门”，意味着南宫端门在嘉德殿前。参照前述北宫崇德殿之例，嘉德殿、九龙门、端门应南北相对，在一条中轴线上。嘉德殿建于何时，不见记载，很可能和北宫崇德殿一样，也是南宫原有的建筑，在刘秀“起南宫前殿”之前，它应是南宫前殿。《灵帝纪》又载：中平二年二月己酉，“南宫大灾，火半月乃灭。”《续汉书·五行志二》载此事曰：“己酉，南宫云台灾。庚戌，乐成门灾，延及北阙，度道西，烧嘉德、和欢殿。案云台之灾自上起，榱题数百，同时并然，若就县华镫，其日烧尽，延及白虎、威兴门。”[33]这场大火从云台殿燃起，向北延及乐成门、北阙，又“度道西”，延及嘉德、和欢等殿及白虎、威兴等门。由此可知，云台殿在嘉德殿东，其间有“道”相隔。“白虎门”仅此一见，应是嘉德殿前西侧的门。与白虎门对称的是苍或青龙门，虽不见记载，但应该是存在的。这样看来，南宫端门、白虎门、苍或青龙门之内，也有东西并列的两大建筑，西为嘉德殿，东为云台殿。嘉德殿前有九龙门，云台殿前肯定也有一门，构成两个院落。袁术所烧“东、西宫”应当就是这两个院落。
说到这儿，就要讨论一下云台殿和刘秀所建“南宫前殿”的关系了。南宫“前殿”在《后汉书》中仅三见，[34]且都在光武时期，其后便不见踪影。这不合情理。如前述，明帝所建北宫“前殿”又名“德阳”。循例而推，刘秀所建南宫“前殿”应当也有一个名称。张衡《东京赋》描述南宫有“于南则前殿云台和欢安福”[35]一句。“和欢安福”无疑是两个殿名，中间应断开。“前殿云台”则有可能是一个殿名，意味着“前殿”名“云台”。张铣注此句曰：“三者皆殿名。”[36]显然是以“和欢”、“安福”为两殿，而以“前殿云台”为一殿。李尤《东观赋》：“东观之艺，孽孽洋洋，上承重阁，下属周廊……前望云台，后匝德阳。”[37]东观位于南宫北部，是高于地面的台阁式建筑，可俯瞰洛阳全城及南北两宫。李尤曾被和帝“召诣东观，受诏作赋，拜兰台令史”，[38]所言当即所见。由“前望云台，后匝德阳”一句可知，云台殿和德阳殿分别是南北两宫最高大的建筑。而秦汉皇宫中最高大的建筑通常都是“前殿”，阿房宫、未央宫、建章宫、甘泉宫皆然。[39]《续汉书·礼仪志中》刘昭注引蔡质《汉仪》曰：“德阳殿周旋容万人，陛高二丈……自到偃师，去宫四十三里，望朱雀五阙、德阳，其上郁律与天连。”[40]可见，德阳殿作为北宫前殿也是宫中最高大的建筑。李尤将云台与德阳并提，证明云台殿是南宫最高大的建筑，与“南宫前殿”的地位相符。又如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帝纪》载顺帝即位事曰：顺帝“于德阳殿西钟下”即位，既而率“近臣尚书以下，从辇到南宫，登云台，召百官”，下令收捕外戚阎氏。[41]这表明云台殿是南宫最重要的政治设施，也符合“前殿”身份。再如《后汉书》卷三二《阴兴传》：“拜卫尉，亦辅导皇太子。明年夏，帝风眩疾甚，后以兴领侍中，受顾命于云台广室。”李贤引《尚书》孔安国注云：“临终之命曰顾命。”[42]此事虚惊一场，刘秀不久便“疾瘳”了，但他病重时以为不久于人世，故移居“云台广室”，并委任了顾命大臣。从其后刘秀“崩于南宫前殿”的事实看，“云台”应当就是“前殿”。
据《后汉书》卷一下《光武帝纪下》，刘秀“起南宫前殿”，在建武十四年。而同书卷三三《冯鲂传》：“建武三年，征诣行在所，见于云台。”李贤注：“即南宫云台也。”卷三六《范升传》：“建武……四年正月，朝公卿、大夫、博士，见于云台。”卷七七《酷吏樊晔传》：“建武初，征为侍御史，迁河东都尉，引见云台。”[43]可见“云台”在刘秀“起南宫前殿”之前即已存在，而且是刘秀经常使用的重要政治设施。看来，刘秀是将原有的“云台”改建为“南宫前殿”，并保留了原来的名称。
西汉殿式建筑似流行一正殿在前、二配殿在后的格局，[44]但未见称之为前、后殿的例子，故未央、长乐等宫的“前殿”都是专有名称。东汉则不同，常见“某某前殿”、“某某后殿”之称。如“崇德前殿”、“崇德后殿”，“玉堂前殿”、“玉堂后殿”，又有“德阳前殿”、“章德前殿”等，当亦有同名后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前殿”已非专有名称，若不系殿名便亦致混淆。南北两宫的“前殿”往往直称云台殿和德阳殿，当与此有关。
三、北宫章德殿和南宫玉堂殿
南、北宫中各有东、西宫，形成四个相对独立的院落。崇德、德阳、嘉德、云台四殿是各院落的标志性建筑，其后还有其他建筑，构成四个宫殿群。德阳殿被称作“东宫前殿”，便透露出“东宫”有许多殿，而德阳是其中的“前殿”。《后汉书》卷三七《桓荣传附桓郁传》：明帝“自制《五家要说章句》，令郁校定于宣明殿。”李贤注：“宣明殿在德阳殿后。”卷一○《皇后纪下》：顺帝“于寿安殿立贵人为皇后。”李贤注：“寿安是德阳宫内殿名。”[45]东汉史籍中未见“德阳宫”之称，但寿安、宣明等殿亦属德阳殿所在之“东宫”是不错的。崇德、嘉德、云台殿所在的院落当亦如是。由于洛阳以前不是帝都，以原有建筑为主的“西宫”不如东汉新建的“东宫”来的宏伟，故东汉皇帝皆居“东宫”。《蔡邕集》载前述奉诏入崇德殿之事曰：邕等“入崇德殿署门内南辟帷中为都座”，曹节、王甫“从东省出，就都座”。[46]曹节和王甫都是灵帝身边的宦官，奉灵帝之命而来，故曰“从东省出”。“东省”即皇帝之省，在“东宫”中。[47]
北宫之“东宫”，除德阳殿外，最重要的建筑是章德殿。德阳殿主要用于重大礼仪活动，章德殿则是皇帝日常居住和办公的场所。《后汉书》卷一○上《皇后纪上》：章帝窦皇后“入掖庭，见于北宫章德殿。”卷三《章帝纪》：“帝崩于章德前殿。”卷五五《清河王庆传》：“永元四年，（和）帝移幸北宫章德殿。”卷四《和帝纪》：“帝崩于章德前殿。”[48]根据这些记载，章帝、和帝皆居章德殿。安帝、少帝亦居北宫，居于何殿不见记载，应当也是章德殿。除“薨于路寝”外，汉人还有路寝用于“治事”，小寝用于“燕息”之说。《周礼·天官·宫人》：“掌王之六寝之修。”郑玄注：“六寝者，路寝一，小寝五……路寝以治事，小寝以时燕息焉。”[49]章帝、和帝崩于“章德前殿”，意味着此殿便是“路寝”，即其“治事”之处，而章德后殿当属“小寝”，即其“燕息”之处。《后汉书》卷三五《张纯传附张奋传》；永平十七年，“来朝上寿，引见宣平殿，应对合旨”。[50]此时明帝已居北宫，故宣平殿应在北宫。明帝既在此引见臣下，当是其日常“治事”之处。此殿仅见于明帝时，而章德殿又不见于光武、明帝时。笔者由此怀疑，章德殿可能就是原来的宣平殿，章帝时改了殿名。
南宫之“东宫”，除云台殿外，最重要的建筑是玉堂殿。前述灵帝“铸四钟，皆受二千斛，县于玉堂及云台殿前”，便可证明这一点。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冲质帝纪》：顺帝、冲帝、质帝皆“崩于玉堂前殿”。[51]这意味着三帝皆居玉堂殿，前殿是“治事”之“路寝”，后殿是“燕息”之“小寝”。此殿自顺帝以后才见于记载。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帝纪》：阳嘉元年，“起西苑，修饰宫殿。”[52]同书卷三○《郎顗传》载顗批评此事曰：“寻宫殿官府，近始永平，岁时未积，便更修造。”[53]是顺帝曾继明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修造宫殿，玉堂殿便是成果之一。但该殿可能也有前身。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马援传》：建武年间，隗嚣派马援奉书至洛阳，“援至，引见于宣德殿。”注引《东观记》曰：“援初到，敕令中黄门引入，时上在宣德殿南庑下，但帻坐。”后援“于交阯得骆越铜鼓，乃铸为马式，还上之……有诏置于宣德殿下。”[54]袁宏《后汉纪》载此事曰：马援“初到，召诣尚书。有顷，中黄门一人引入，时在宣德殿。”[55]从这几条材料看，宣德殿似为刘秀日常办公的场所。刘秀以后，此殿不再见于记载，却出现了地位和功能与之相似的安福殿。张衡《东京赋》描述南宫诸殿，只有“前殿云台，和欢、安福”和“九龙之内，寔曰嘉德”两句，可见安福殿是南宫重要建筑。《后汉书》卷八○《文苑黄香传》：“召诣安福殿言政事，拜尚书郎……永元四年，拜左丞，功满当迁，和帝留，增秩。”[56]和帝召臣下“诣安福殿言政事”，表明该殿是和帝日常办公的场所。参照玉堂殿之例，宣德殿和安福殿当也有前、后殿，前殿为“路寝”，后殿为“小寝”。或许和帝以后的安福殿就是原来的宣德殿，顺帝又将其改建为玉堂殿。
《续汉书·百官志三》：“黄门令一人，六百石。本注曰：宦者。主省中诸宦者。丞、从丞各一人。本注曰：宦者。从丞主出入从。黄门署长、画室署长、玉堂署长各一人，丙署长七人，皆四百石，黄绶。本注曰：宦者。”[57]东汉黄门令所主之“省”是皇帝生活起居和办公理政之所，黄门署长等应是黄门令属官。从黄门署、画室署、玉堂署、丙署等机构的名称中，可大致看出该“省”的结构和布局。玉堂署显然是管理玉堂殿的机构，而玉堂殿无疑是“省”中主体建筑。此殿也有内外两个庭院，黄门署所掌“黄门”显然是其外院大门，画室署所掌“画室”则是其内院之门。《汉书》卷六八《霍光传》载：昭帝时，大将军霍光与左将军上官桀辅政。桀令人以燕王名义诬告霍光谋反，“候司光出沐日奏之”。“明旦，光闻之，止画室中不入。上问：‘大将军安在？’左将军桀对曰：‘以燕王告其罪，故不敢入。’有诏召大将军。光入，免冠顿首谢。”[58]此事发生的场所可能是西汉皇帝日常办公理政的承明殿，[59]“画室”则是殿前内院之门。[60]霍光作为辅政大臣入殿见昭帝，本应直入此门而上殿，“止画室中不入”是因自己被弹劾，故以待罪姿态等候皇帝召见。东汉玉堂殿前的“画室”门，应是沿用西汉之名。案上引《续汉志》，“画室署长”在“黄门署长”和“玉堂署长”之间，也意味着画室门在黄门和玉堂殿之间，与殿前内院之门的位置相符。所谓“丙署”应是管理“丙舍”的机构。《后汉书》卷五五《清河王庆传》：章帝废太子庆，将其母梁贵人“置丙舍，使小黄门蔡伦考实之”，和帝即位后，庆亦曾“别居丙舍”。[61]丙署长既有七人，丙舍当有七处。丙署既归黄门令掌管，丙舍的功能当与玉堂后殿相似，也是皇帝“小寝”。七处“丙舍”可能还各有殿名。同书卷六《顺帝纪》：永和元年十月，“承福殿火，帝避御云台。”[62]卷六一《周举传》：“永和元年，灾异数见，省内恶之，诏召公、卿、二千石、尚书诣显亲殿。”永和六年，“时连有灾异，帝……召举于显亲殿，问以变眚。”[63]承福殿当在玉堂殿附近，故永和年间顺帝因“承福殿火”一度“避御云台”，又移居显亲殿若干年。承福、显亲等殿可能就是“丙舍”。
玉堂殿是顺帝以后才有的，《续汉志》黄门令条所载当然是顺帝以后南宫的制度。四库全书本《东观汉记》卷四《百官表》四库馆臣校语曰：“司马彪之《志》本之胡广所注王隆《汉官篇》，多顺帝以后所更改。”[64]其说是。但这条材料所反映的基本制度，应是南北两宫通用的。所以，当皇帝居北宫时，黄门令所掌管的应是以章德殿为中心的一个建筑群。张衡《东京赋》描述崇德、德阳以北的建筑说：“其内则含德、章台、天禄、宣明、温饬、迎春、寿安、永宁，飞阁神行，莫我能形。”[65]此八殿有“飞阁”相连，显然是一组建筑。张衡《东京赋》作于安帝时，故对宫中建筑的描述以北宫为主。奇怪的是，章德殿此时已存在，张衡却未提及。八殿中除章台、宣明、寿安外皆不见于史传，[66]这本不足为怪，但“含德”居八殿之首，应是重要建筑，也不见于史传便不合情理。因此，笔者怀疑“含德”或为“章德”之误。在北宫由黄门令掌管的“省中”，章德殿是主体建筑，此外还应有相当于南宫“丙舍”的建筑。《东京赋》提到的“章台”以下七殿有可能就是北宫的“丙舍”。
章德殿可能还与著名的“鸿都门”有关。《后汉书》卷三六《贾逵传》：章帝“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，朝夕受业黄门署，学者皆欣欣羡慕焉。”[67]章帝在章德前殿理事，此黄门署所掌“黄门”就是殿前外院之门。贾逵所选弟子及门生在此受业，如同天子门生，故令人羡慕。灵帝也有类似举动。同书卷八《灵帝纪》：光和元年，“始置鸿都门学生。”卷六○下《蔡邕传》详载其事曰：“初，帝好学，自造《皇羲篇》五十章，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，本颇以经学相招，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，皆加引召，遂至数十人。侍中祭酒乐松、贾护，多引无行趣执之徒，并待制鸿都门下，憙陈方俗闾里小事，帝甚悦之，待以不次之位。”[68]灵帝显然在鸿都门内理事，鸿都门学生“待制鸿都门下”，故得以用“方俗闾里小事”哄灵帝开心。同书卷一五《来历传》：安帝“废太子为济阴王”，历要结大臣十余人“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”，“帝与左右患之，乃使中常侍奉诏胁群臣”，群臣“乃各稍自引起”。[69]此例证明，鸿都门是安帝日常“治事”之“路寝”外大门，很可能就是章德殿前外院之“黄门”。
东汉皇帝只有灵帝曾居“西宫”。《续汉书·礼仪志中》刘昭注引蔡质所记灵帝立宋皇后仪曰：“皇后初即位于章德殿”。[70]灵帝立宋皇后的仪式在章德殿举行，证明灵帝即位后居北宫章德殿。约在中平元年四月至二年二月间，灵帝“徙南宫”，[71]六年四月“崩于南宫嘉德殿”。[72]灵帝徙居南宫，照例应居玉堂殿，居嘉德殿当有特殊原因。案《后汉书》卷八《灵帝纪》，前述“南宫大灾”发生在中平二年二月己酉，应在灵帝“徙南宫”后不久。大火烧了“东宫”的云台、玉堂等殿，也延及“西宫”的嘉德、和欢等殿。于是宦官“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，以修宫室”，又营私舞弊，从中渔利，致使“宫室连年不成”。[73]在这场火灾中，“东宫”建筑确实损毁严重，故有“复修玉堂殿”及铸四黄钟“悬于玉堂及云台殿前”之事；“西宫”建筑未见大规模修复，可能损失不大。灵帝遂暂时移居嘉德殿，四年后因“东宫”修复工程拖延，未及迁回便死在了嘉德殿。
图2 南 宫示意图
四、太后与“西宫”
东汉之制，皇帝死后，新帝即位，先帝的后妃都要迁出中宫和掖庭。其中，贵人以下须移居别宫或帝陵，只有皇后被尊为皇太后，从“中宫”迁入“长乐宫”，继续与皇帝同居一宫。东汉最初的两位皇太后阴氏、马氏都是这样。刘秀居南宫，阴氏作为皇后当然居南宫之“中宫”。明帝即位之初仍居南宫，永平八年移居北宫。阴氏为皇太后，永平七年崩，没赶上搬家，始终居于南宫。《后汉书》卷四二《东平王苍传》载：章帝“飨卫士于南宫，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阁，乃阅阴太后旧时器服，怆然动容。”[74]东汉“飨遣故卫士”的仪式例于前殿举行。[75]章帝在南宫前殿完成仪式后，随马太后至掖庭周行怀旧，既而又至阴太后故居阅其“旧时器服”。明帝居南宫时，马氏为皇后居“中宫”，阴氏为太后居“长乐宫”。明帝移居北宫后，阴太后在南宫的故居长期空置，保留着“旧时器服”。明帝居北宫时，马皇后当然居北宫之“中宫”。明帝崩，章帝即位，马氏被尊为皇太后。《后汉书》卷一○上《明帝马皇后纪》载：“诸贵人当徙居南宫，太后感析别之怀，各赐王赤绶，加安车驷马。”明帝诸贵人都要徙居南宫，只有马太后留居北宫，故有“析别之怀”。马太后不曾“临朝”，因与章帝同居北宫，故“常与帝旦夕言道政事，及教授诸小王，论议经书”。[76]
皇太后身份贵重，长乐宫又有少府、卫尉、太仆、谒者、尚书、私府令、永巷令、黄门冗从仆射等官员和机构分掌各种事务，[77]故需较大院落才能安置。南北两宫之中，除皇帝所居“东宫”和皇后所居“中宫”外，大约只有“西宫”能满足需要。史籍对东汉太后所居何殿多无明确记载，但有迹象显示她们或居北宫崇德殿，或居南宫嘉德殿，都在“西宫”。
证据较明显的有邓太后和阎太后。和帝崩后，邓太后“临朝”，立“诞育百余日”的殇帝。数月后，殇帝崩，“殡于崇德前殿”。[78]邓氏又立安帝。《后汉书》卷五《安帝纪》载其事曰：“皇太后御崇德殿，百官皆吉服，群臣陪位……太尉奉上玺绶，即皇帝位。”[79]章帝、和帝皆居章德殿，崩于章德前殿。殇帝即位应在章德前殿，即位后照理也应居章德殿，崩后则应殡于章德前殿。但实际上殇帝的殡礼和安帝的即位礼都在崇德前殿举行。这应是由于邓太后居崇德殿，而殇帝即位时不满一岁，在长乐宫抚养，故崩后殡于崇德前殿。安帝崩后，阎太后“临朝”，立少帝。史称“太后欲久专国政，贪立幼年”。少帝年幼，政务当然全由阎太后主持。少帝在位二百余日而崩，宦官孙程等发动政变，立顺帝，并“召尚书令、仆射以下，从辇幸南宫云台”。顺帝控制局面后，“令侍御史收显等送狱”。[80]袁宏《后汉纪》载此事作：“使御史诣崇德殿，收显等亲族下狱诛。”[81]这条材料证明，阎太后亦居崇德殿，阎显等人则在此殿协助太后处理政务。[82]
顺帝崩后，皇太后梁氏“临朝”，先后立冲帝、质帝，皆崩，又立桓帝。《后汉书》卷七《桓帝纪》：梁冀“以王青盖车迎帝入南宫，其日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五，太后犹临朝政。”顺、冲、质帝皆居玉堂殿，桓帝即位之初当亦居玉堂殿，但不久便移居北宫，最终“崩于德阳前殿”。[83]其间，桓帝曾因北宫发生火灾回南宫住了近两年。《桓帝纪》载其事曰：建和二年五月，“北宫掖廷中、德阳殿及左掖门火，车驾移幸南宫”；和平元年三月，“车驾徙幸北宫”。[84]梁太后自当随桓帝先后居于南、北两宫之“西宫”。《桓帝纪》：桓帝即位，“太后犹临朝政。”李贤注引《东观记》曰：“太后御却非殿。”[85]案《后汉书》卷一上《光武帝纪上》：刘秀初“入洛阳，幸南宫却非殿”。[86]当时尚未兴建“东宫”，却非殿肯定是南宫原有建筑，在“西宫”的可能性较大。《后汉书》卷一○下《顺帝梁皇后纪》载其临终之事曰：“和平元年春，归政于帝，太后寝疾遂笃，乃御辇幸宣德殿，见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”，发遗诏，“后二日而崩”。[87]《桓帝纪》系此事于和平元年二月甲寅，在桓帝迁回北宫前，故梁太后崩于南宫。文中提到的“宣德殿”确在南宫，但如前所述，此殿可能是刘秀日常办公的场所，后来改称安福、玉堂。因此，《梁皇后纪》所谓“宣德殿”恐有误。梁太后居“西宫”，其“宫省官属及诸梁兄弟”应在嘉德殿协助处理政务，临终则应移居嘉德前殿。故此处之“宣德”应为“嘉德”之误。
灵帝在位时，还曾建立“永乐宫”。《后汉书》卷一○下《孝仁董皇后纪》：建宁二年三月，灵帝迎其生母至洛阳，“上尊号曰孝仁皇后，居南宫嘉德殿，宫称永乐”，[88]史称“永乐太后”。《后汉书》卷八《灵帝纪》载：光和五年五月，“永乐宫署灾。”《续汉书·五行志二》载此事作：“德阳前殿西北入门内永乐太后宫署火。”[89]德阳殿在崇德殿东，“德阳前殿西北”就是崇德前殿之后，应是崇德后殿。是永乐太后先居南宫嘉德殿，后迁北宫崇德殿，两殿都在“西宫”。《孝仁董皇后纪》又载：“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恽、永乐太仆封谞等交通州郡，辜较在所珍宝货赂，悉入西省”。[90]“西省”是太后宫，故又称“西宫”。
灵帝死后，少帝刘辩即位，年十七，已成人，应居“东宫”。皇后何氏被尊为皇太后，“临朝”，居于“西宫”。数月后，便发生了宦官杀何进、袁术火烧东、西宫的事件。《后汉书》卷六九《何进传》载：“进入长乐白太后，请尽诛诸常侍以下”，宦官张让、段珪等决意除掉何进，遂“及进出，因诈以太后诏召进，入坐省闼……拔剑斩进于嘉德殿前”。何进奉太后之召入“省闼”至“嘉德殿前”，足证何太后居“西宫”。其后，宦官在袁术、袁绍等人的攻势下，“将太后、天子及陈留王，又劫省内官属，从複道走北宫。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，仰数段珪。段珪等惧，乃释太后。太后投阁得免”。[91]袁宏《后汉纪》载此事曰：宦官“持太后、天子、陈留王幸北宫崇德殿”。[92]《何进传》又载：宦官挟少帝、陈留王逃出洛阳，“奔小平津”，“投河而死”。少帝返回北宫后，董卓执政，“遂废帝”。同书卷七二《董卓传》载其事曰：“集群僚于崇德前殿，遂胁太后，策废少帝”。可见何太后脱离宦官控制后，入居北宫崇德殿。不久，董卓将其“迁于永安宫，遂以弑崩”。[93]至此，东汉太后居“西宫”临朝的历史宣告结束。
五、“东西宫”格局对东汉政治的影响
刘秀、明帝营建南、北宫时，保留了宫中原有的主要建筑，在其东侧大兴土木，由此形成“东西宫”格局。皇帝皆居“东宫”，“西宫”自明帝以后便用来安置太后。这一做法与西汉不同，但也有其来由。西汉长安有未央宫和长乐宫，皇帝皆居未央宫，太后皆居长乐宫。东汉洛阳有南北两宫，本来也可分别用作帝宫和太后宫。但刘秀废黜郭皇后而改立阴皇后时，将郭氏迁至北宫，使之成为泠宫，致有“太后失职，别守北宫”的抱怨。[94]南北两宫的这种关系从此确定下来。若皇帝居北宫，南宫便是冷宫。如灵帝时窦太后原居北宫，失势后被迁于南宫，时人谓之“幽隔空宫”。[95]明帝即位后，尊其母阴氏为皇太后，当由中宫迁至长乐宫。明帝对阴氏感情甚深，自然不愿将其安置到有冷宫之名的北宫。且明帝即位后不久便“大起北宫”，也不便以北宫为太后宫。于是，南宫中空置的“西宫”便成了长乐宫。章帝即位后，继承明帝的做法，自居“东宫”，而以“西宫”为长乐宫，安置马太后。从此，皇帝与太后分居“东、西宫”的格局也确定下来。
蔡邕《独断》言太后临朝之制曰：“秦汉以来，少帝即位，后代而摄政，称皇太后……后摄政，则后临前殿，朝群臣，后东面，少帝西面。群臣奏事、上书，皆为两通，一诣太后，一诣少帝。”[96]在秦汉帝国体制下，皇帝是最高权力的象征，其“治事”之处则是最高权力机构所在。太后“临朝”、“摄政”，须亲临皇帝“治事”之处替皇帝处理政务。
西汉皇帝居未央宫，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尚书、御史、朝堂等机构和设施都在未央宫。太后“临朝”，便要移居未央宫。如惠帝时，吕太后居长乐宫，惠帝为“东朝长乐宫”方便，还在两宫之间建了一条“复道”。[97]及“惠帝崩，太子立为皇帝，年幼，太后临朝称制”。吕氏应于此时入住未央宫，直至八年七月“崩于未央宫”。[98]又如昭帝崩后，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，后又废贺而改立武帝曾孙病已。史载其事曰：“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，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。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”，主持了废黜刘贺的仪式。[99]既而“曾孙……入未央宫，见皇太后，封为阳武侯，已而群臣奉上玺绶，即皇帝位。”十一月，“皇太后归长乐宫”。[100]是皇太后“幸未央承明殿”后便住在未央宫，事情结束后才“归长乐宫”。在皇帝、太后分住未央、长乐两宫的情况下，权力重心始终在未央宫。太后只有“临朝”时才能入住未央宫，掌控最高权力。西汉很少出现“少帝”，故太后“临朝”也不多见。外戚干政多以“宰相”、“辅政”、“领尚书事”等名义介入未央宫权力中心，在皇帝之下发挥作用。
东汉则不同，太后皆居“西宫”，与皇帝所居“东宫”比肩相邻，太后“临朝”和皇帝“亲政”两种状态的转换，则表现为最高权力在“东宫”和“西宫”之间的切换。太后一旦“临朝”，可利用当皇后时在宫中形成的影响力迅速控制局面，并依靠长乐宫官属和外戚在“西宫”处理政务。这有助于“少帝”在位时国家机器维持正常运转，但也有严重的负面效应。
长乐宫门禁森严，士人出入不便，故太后理政离不开外戚和宦官。如章帝窦太后临朝，“兄宪，弟笃、景，并显贵，擅威权。”[101]邓太后临朝，兄弟骘、悝、弘、阊“常居禁中”，参与政事。[102]阎太后临朝，“兄弟权要，威福自由”。[103]梁太后临朝，兄冀“专擅威柄，凶恣日积，机事大小，莫不谘决之”。[104]桓帝窦太后临朝，父武“常居禁中”，“辅朝政”。[105]宦官的职责“本在给使省闼，司昏守夜”，但东汉以来却“猥受过宠，执政操权”。[106]朱穆释其缘由曰：“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，不接公卿，乃以阉人为常侍，小黄门通命两宫。自此以来，权倾人主，穷困天下。”[107]太后并非绝对“不接公卿”，但主要依靠宦官处理政务和传递信息确是事实。外戚、宦官不是东汉正规官僚体制内的成员，未经察举、征辟、考课等程序的筛选。其中部分人缺乏道德和政治素养，干预选举，搜刮财富，滥用权力，胡作非为，对东汉政治和社会造成破坏。此其一。
太后及其外戚、宦官在“西宫”理政，会迅速形成强大的宫中势力。这种势力不仅控制着长乐宫，还会渗透、影响宫中各个角落，包括皇帝宫中的官员和宦者，从而使皇帝处于被看管甚至被软禁的境地。如《后汉书》卷七八《宦者郑众传》载：窦宪当政时，“朝臣上下莫不附之，而众独一心王室，不事豪党，帝亲信焉。”[108]语气虽有些夸张，但朝中官员包括和帝身边的宦者大多依附窦氏则是事实。同书卷三四《梁统传附梁冀传》载：梁冀当政时，“宫卫近侍，并所亲树，禁省起居，纤微必知”。质帝“知冀骄横，尝朝群臣，目冀曰：‘此跋扈将军也。’”冀深恶之，“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”，将质帝毒死。[109]可见连质帝身边的人都唯梁冀之命是从。难怪和帝对窦氏下手前先从南宫“幸北宫章德殿”，顺帝对阎氏下手前先从北宫“到南宫，登云台”，都是为了跳出外戚的控制范围。太后“临朝”不可能持久，“少帝”成年便应亲政。但当权的外戚总想“久专国政”，不肯主动退出，致使最高权力每次从“西宫”回归“东宫”，都会发生流血政变，都会使一个外戚家族及众多依附于该家族的宦官、大臣、亲信、宾客等受到诛杀、流放、禁锢等处分，从而使东汉统治集团一再从内部遭到削弱。此其二。
太后在“西宫”理政离不开宦官，“少帝”在“东宫”，“内外臣僚，莫由亲接，所与居者，唯阉宦而已”， [110]要推翻外戚，夺回权力，也得依靠宦官。这为宦官势力的膨胀提供了更重要的推力。如宦官郑众参与了和帝推翻窦氏的政变。史称：“及宪兄弟图作不轨，众遂首谋诛之”，因此得到和帝信任，“常与议事”，“中官用权，自众始焉”。 [111]顺帝被废为济阴王后，几无还手之力，全靠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发动政变才得以即位。事后顺帝封程等为列侯，使宦官向宫中政治势力的演变又进了一大步。桓帝诛梁冀时已即位十二年，梁太后早就死了，但他仍小心谨慎。史称：“帝逼畏久，恒怀不平，恐言泄，不敢谋之”。后“因如厕”，独与宦官唐衡商议，又吸收单超、左悺、徐璜、具瑗，并“齿超臂出血为盟”。事后五人皆封列侯，“自是权归宦官，朝廷日乱矣”。[112]自梁氏覆灭后，宦官的势力已强大到足以掌控桓、灵两代成年皇帝，也足以压制窦氏、何氏两家外戚，遂使东汉政治进入最黑暗时期。此其三。
东汉外戚宦官干政局面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，“东西宫”格局的存在是其中之一。何进被杀后，外戚和宦官同归于尽，董卓又放火烧了洛阳城，南北两宫皆毁。曹魏建立后，在东汉北宫旧址上重建洛阳宫。《三国志》卷三《魏书明帝纪》青龙三年条：“是时，大治洛阳宫，起昭阳、太极殿”。[113]同书卷二《魏书文帝纪》裴松之案：“明帝时，始于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、昭阳诸殿。”[114]曹植《毁鄄城故殿令》称：“大魏龙兴……平德阳而建泰极。”[115]综合这些记载可知，曹魏“平”了德阳殿，在崇德殿故处兴建太极殿和昭阳殿，东、西宫并立的布局被彻底消除。曹魏吸取东汉的教训，对外戚、宦官控制极严，对宫室格局的改造或许也与此有关。
本文原刊于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89本第3分，2018年。如需引用，请参考原文
[1]《后汉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358 页。
[2]《后汉书》，第2252 页。
[3]《后汉书》，第123 页。
[4]《后汉书》，第2574 页。
[5]《后汉书》，第1017 、1130 页。
[6]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台北，艺文印书馆，2001 年，第5 册，第761 页上栏b 面、下栏a 、b 面。
[7]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6 册，第180 页下栏a 面、291 页下栏a 面。
[8]《汉书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2 年，第1475 页。
[9]见《汉书》，第92 、131 、153 、232 、274 、298 、330 、344 、360 页。
[10]《汉书》卷六《武帝纪》，第211 、212 页。
[11]《汉书》卷六八《霍光传》，第2940 页。
[12]《后汉书》，第63 、85 页。
[13]《后汉书》，第1410 页。
[14]《后汉书》，第3131 页。
[15]《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，北京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8 年，第57 页上栏a 、b 面。
[16]《三国志》卷五三《吴书·薛综传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1254 页。
[17]《后汉书》，第1998 、1779 页。
[18]《后汉书》，第250 页。
[19]《后汉书》卷四八《应奉传附应劭传》：“著《汉官礼仪故事》。”（第1614 页）当即此书。参周天游：《汉官六种·校点说明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0 年，第3 页。
[20]汉代六尺为一步，一尺约合今23.1 厘米，五十步约为69.3 米。
[21]《后汉书》，第1367 页。
[22]《新唐书》卷五八《艺文志二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75 年，第1503 页。
[23]姚振宗：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55 年，第4 册，第351 页。
[24]参拙文：《秦汉殿式建筑的布局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16 年第3 期，第64 页。
[25]《后汉书》，第2251 、2252 页。
[26]《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，第57 页下栏b 面。
[27]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本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1212 册，第500 页下栏a 面。
[28]吴树平：《东观汉记校注》，郑州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7 年，第136 页。
[29]《后汉书》，第353 、2537 页。
[30]《艺文类聚》，汪绍楹校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5 年，第1443 页。
[31]吴树平：《东观汉记校注》，第140 页。
[32]陈禹谟本作：“灵帝铸黄钟二千斛于嘉德端门内。”见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北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 年，第889 册，第531 页上栏。孔本案语：“陈本删‘四’字及‘二在’以下。”陈本虽是最早的刻本，但臆增、臆删、臆改之处甚多，此亦一例。参阅王铿：《山简乡品考——以〈北堂书钞〉版本异文为线索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5 年第3 期。
[33]《后汉书》，第351 、3297 页。
[34]《后汉书》卷一下《光武帝纪下》：十四年春正月，“起南宫前殿”；中元二年二月，“帝崩于南宫前殿”。同书卷四二《广陵王荆传》：“光武崩，大行在前殿，荆哭不哀。”（第63 、85 、1446 页）
[35]“云台”，李善注本作“灵台”。灵台位于洛阳城南郊，不在南宫中，应以“云台”为是。李善注本盖因云（雲）、灵（靈）型近至讹。类似情形常见。如上引《续汉书·五行志二》“南宫云台灾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五引作“南宫灵台灾”。（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0 年，第3729 页下栏a 面）《后汉书》卷八三《逸民周党传》：博士范升奏毁党曰：“臣愿与坐云台之下，考试图国之道。”（第2762 页）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九八引《东观汉记》载此事作“臣愿与并论灵台之下”。（第2276 页上栏b 面）
[36]《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，第57 页下栏b 面。
[37]《艺文类聚》卷六三《居处部三》，第1135 页。
[38]《后汉书》卷八○上《文苑李尤传》，第2616 页。
[39]参拙文：《未央宫四殿考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6 年第5 期。
[40]《后汉书》，第3131 页。“五”字疑衍。
[41]《后汉书》，第249 、250 页。
[42]《后汉书》，第1131 页。
[43]《后汉书》，第1148 、1228 、2491 页。
[44]参阅刘庆柱主编：《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，北京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6 年，第274 、286 页。
[45]《后汉书》，第1254 、1255 、439 页。
[46]明张溥辑：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卷一八《汉蔡邕集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1994 年，第441 页下栏。
[47]参拙文：《东汉的“殿中”和“禁中”》，待刊。
[48]《后汉书》，第415 、159 、1800 、194 页。
[49]《十三经注疏》，第3 册，第91 页下栏a 面。
[50]《后汉书》，第1198 页。
[51]《后汉书》，第274 、276 、282 页。
[52]《后汉书》，第262 页。
[53]《后汉书》，第1054 、1058 页。
[54]《后汉书》，第830 、840 、841 页。
[55]袁宏：《后汉纪》，第69 页。
[56]《后汉书》，第2614 页。
[57]《后汉书》，第3594 页。
[58]《汉书》，第2935 、2936 页。
[59]参拙文：《未央宫四殿考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16 年第4 期。
[60]注家对“画室”有各种解释。如纯曰：“近臣所止计画之室也，或曰雕画之室。”师古曰：“雕画是也。”王先谦《补注》引何焯曰：“画室，即武帝画周公负成（原文误作武）王朝诸侯以赐光，光奉之于室中也。”又引沈钦韩曰：“时盖已移光禄勋禁止也。《续志》少府属有‘画室署长’，然则被告劾者待罪之所。”又引周寿昌曰：“画室当是殿前西阁之室……时昭帝御殿内，光止西阁之室中以待命。‘不入’，言不入殿也。”王先谦以为“周说是”。周说的根据主要是《汉书》卷六六《杨敞传附杨恽传》中的一段文字：“恽上观西阁上画人，指桀纣画谓乐昌侯王武曰：‘天子过此，一二闻其过，可以得师矣。’画人有尧舜禹汤，不称而举桀纣。”此“西阁”在宫中何处，无从考证。周说在“殿前”，并无证据。《汉书》卷九九《王莽传下》：“榆树大十围，东僵，击东阁，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。”是未央宫中的墙垣有建成阁道形式者。杨恽“上观西阁”，又云“天子过此”，则“西阁”应是宫中某处西垣上的阁道，道侧壁上画有历史人物，与霍光所止“画室”无关。笔者以为，从上下文看，“画室”即非阁道，亦非殿前一室，而是殿前之门。
[61]《后汉书》，第1800 页。
[62]《后汉书》，第265 页。
[63]《后汉书》，第2027 、2029 页。
[64]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北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86年，第370 册，第93 页上栏。
[65]《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，第57 页上栏b 面、下栏a 面。
[66]《后汉书》卷二四《马援传附马防传》：“子钜……当冠，特拜为黄门侍郎，肃宗亲御章台下殿，陈鼎俎，自临冠之。”卷三二《樊儵传》：“广陵王荆有罪……奏请诛荆，引见宣明殿。”《续汉书·五行志二》刘昭注引《古今注》：“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，北宫火，烧寿安殿。”（第856 、1123 、3293 页）
[67]《后汉书》，第1239 页。
[68]《后汉书》，第340 、1991 页。
[69]《后汉书》，第591 页。
[70]《后汉书》，第3122 页。
[71]文见《后汉书》卷五四《杨赐传》，第1784 页。详细考证见拙文：《东汉的南宫和北宫》，待刊。
[72]《后汉书》卷八《灵帝纪》，第357 页。
[73]《后汉书》卷七八《宦者张让传》，第2535 页。
[74]《后汉书》，第1438 页。
[75]参《续汉书·礼仪志中》，见《后汉书》第3129 页。
[76]《后汉书》，第410 、413 页。
[77]见《续汉书·百官志四》“大长秋”条，《后汉书》，第3606 ～3608 页。
[78]《后汉书》，第195 、199 页。
[79]《后汉书》，第203 页。
[80]《后汉书》卷七八《宦者孙程传》，第2515 页。
[81]袁宏：《后汉纪》，张烈点校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2 年，第337 页。
[82]《后汉书》卷六《顺帝纪》载此事曰：“戊午，遣使者入省，夺得玺绶，乃幸嘉德殿，遣侍御史持节收阎显及其弟城门校尉耀、执金吾晏，并下狱诛。”（第250 页）文中“幸嘉德殿”一句费解。阎太后当时在北宫，顺帝在南宫云台，南宫嘉德殿不是重要政治设施，顺帝派侍御史去北宫收捕阎显等人，没必要特意前往嘉德殿。疑原文或为“乃遣侍御史持节至崇德殿收阎显”，后传抄致误。
[83]《后汉书》，第287 、320 页。
[84]《后汉书》，第292 、296 页。
[85]《后汉书》，第287 、288 页。
[86]《后汉书》，第25 页。
[87]《后汉书》，第440 页。
[88]《后汉书》，第446 页。
[89]《后汉书》，第347 、3296 页。
[90]《后汉书》，第447 页。
[91]《后汉书》，第2251 、2252 页。
[92]袁宏：《后汉纪》，第496 页。
[93]《后汉书》，第2324 页。
[94]《后汉书》卷四二《广陵王荆传》，第1446 页。
[95]《后汉书》卷五七《谢弼传》，第1859 页。
[96]蔡邕：《独断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1990 年，第13 页上栏b 面、下栏a 面。
[97]《汉书》卷四三《叔孙通传》，第2129 页。
[98]《汉书》卷三《高后纪》，第95 页。
[99]《汉书》卷六八《霍光传》，第2938 页。
[100]《汉书》卷八《宣帝纪》，第238 、239 页。
[101]《后汉书》卷一○上《皇后纪上》，第416 页。
[102]《后汉书》卷一六《邓禹传附邓骘传》，第613 页。
[103]《后汉书》卷一○上《皇后纪上》，第437 页。
[104]《后汉书》卷三四《梁统传附梁冀传》，第1183 页。
[105]《后汉书》卷六九《窦武传》，第2241 页。
[106]《后汉书》卷五四《杨震传附杨秉传》，第1774 页。
[107]《后汉书》卷四三《朱晖传附朱穆传》，第1472 页。
[108]《后汉书》，第2512 页。
[109]《后汉书》卷三四《梁统传附梁冀传》，第1183 、1179 页。
[110]《后汉书》卷七八《宦者传序》，第2509 页。
[111]《后汉书》卷七八《宦者郑众传》，第2512 页。
[112]《后汉书》卷七八《宦者单超传》，第2520 页。
[113]《三国志》，第104 页。
[114]《三国志》，第76 页。
[115]罗国威整理：《文馆词林校证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1 年，第425 页。曹植于黄初二年封鄄城侯，三年立为鄄城王，四年徙封雍丘王。此令主旨是要拆掉鄄城内一座汉武帝时所建旧殿，应是曹植为鄄城侯和鄄城王期间所作。曹植死於太和六年，比明帝“大治洛阳宫”早三四年。安田二郎认为，“黄初三、四年间，在后汉洛阳宫城的北宫基础上建设曹魏宫城的全部计划，包括建立宫殿、门阙的名称和配置等内容的基本蓝图可能已经决定了。”其说可参。见氏撰：《曹魏明帝の“宫室修治”をめぐって》，《东方学》，第111 輯，2006 年， 第7 頁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